毛泽东:历史上斯大林“整了我们四次”

人民出版社出版斯大林的错误一直被掩盖着,以致长期以来人们认为“苏联是没有错误的”。然而,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泄露后,“许多人惊讶不止”。用毛泽东的话说,“苏联不批评斯大林,我们就不好批评”。但现在可以讲了,关于斯大林的错误,他“和苏联朋友讲过,和尤金讲过”,将来见到了赫鲁晓夫,“也要对他讲”。毛泽东把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归纳为四点:一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,斯大林支持王明,“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百分之九十,把白区搞垮了百分之百。”二、抗日战争时期,斯大林把王明从莫斯科派回来,王明从“左”倾转向搞右倾。三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斯大林决定把中国“全都交给美国,给蒋介石”。四、“就是说我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”。斯大林通过苏共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直接对中国共产党发号施令,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损失。王稼祥对此有着深刻体会,他在3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说,苏联不仅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犯了错误,而且在中国党问题上也犯了错误。如立三路线,就“与斯大林有关”。尤其是王明路线,达三四年之久,“直接与斯大林有关”。对此,毛泽东颇有同感。他说,过去在讲到中国革命的错误时只讲自己犯了错误,没有联系到斯大林。但是,这并意味着斯大林一贯正确,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,出的主意,“有许多是错误的”。在3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,毛泽东首先发言说,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。接着,毛泽东讲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如何不信任。斯大林说毛泽东是亚洲的铁托,这件事压在毛泽东心里达六年之久。毛泽东当然不会忘记1949年12月他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受到的冷遇,用他的话说,“这两个月很不好受”。那个时候,毛泽东到莫斯科给斯大林祝七十大寿,但是,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祝寿,而是想同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。没想到,斯大林不同意,因为“他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”。斯大林曾经把铁托看作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,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。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之后,斯大林又不把中国共产党人看作共产主义者,而是看作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”,怀疑毛泽东是“半个铁托”。毛泽东当初“并不了解这个底细,而一心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。”他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的时候,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。斯大林却采取了拖延的办法,一直不提这个问题。后来,斯大林虽然改变了态度,答应签订新的同盟条约,但又讨价还价,从中国要了两块势力范围,还搞了四个合营公司,才把条约签了下来。所以,毛泽东一想起来“就有气”,说在谈判时苏联人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,“至少不完全信任”。中长铁路要中苏共管,旅顺口要做苏联海军基地,在新疆还搞了“什么合股公司”,对新疆和东北三省,斯大林是“不想放手的”。针对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错误归结为他的个人品质,刘少奇明确表示,“不能把所有问题都算到个人迷信上”,也不能说是斯大林的错误是“个性粗暴造成的”。刘少奇还讲了1949年他去莫斯科的一些情况,他在莫斯科的境遇比毛泽东要好一些。所以,刘少奇说斯大林还有一点自我批评精神。他当着刘少奇的面承认不准中国打内战是不对的,甚至还赔礼道歉,坚持要“为中国党干杯”。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一直让毛泽东耿耿于怀,加上斯大林性格的粗暴,所以,从情感上说,毛泽东对在见到斯大林之前,对他“就不怎么样”。毛泽东承认,他不太喜欢看斯大林的著作,只读过《论列宁主义基础》、《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?》、《胜利冲昏头脑》等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,至于斯大林写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,那就更不爱看了。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“不是通过说服、解释去耐心地同别人合作,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,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”。对此,毛泽东颇有同感。他说,斯大林跟列宁不一样,列宁能把心掏给别人,平等待人。斯大林却“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”,连他的著作里“都有这种气氛”。有了这种印象之后,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斯大林的时候,“就更不高兴了”。在莫斯科那阵子,他同斯大林吵得“很厉害”。斯大林有脾气,有时冲动起来,会“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”。在3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,中共中央讨论了斯大林的问题。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,有些地方批评得相当尖锐。甚至连一些历史旧账都被翻了出来,有些事情还让毛泽东耿耿于怀了很多年。但是,这并意味着中共将斯大林的功绩一笔勾销了。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最初的谈话中曾强调:“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,是优秀忠诚的革命家。”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,刘少奇对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“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”的做法,明确表示不赞成。他说,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错误是难免的,“特别像苏联这样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”。至于犯错误的原因,刘少奇认为,“主要是思想方法问题,主观主义问题,思想方法片面性问题,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。”